皇莊，早在永樂時期就有了，明成祖朱棣為燕王時，在北京宛平的黃垡、東莊營等地擁有王莊，朱棣登基後，将這些王莊改稱為皇莊，不過皇莊正式出現則是在天順八年，時憲宗已即位，将收沒太監曹吉祥的田地歸為了宮中的田産，皇莊之名由此始，弘治年間，京畿地區有皇莊5處，到正德九年，變為了36處，占地達37500多頃，約等于順天等八府官民田總數的七分之一。
莊田，是明朝的一種土地制度，即朝廷賜給勳戚或親王的田園。
勳戚，指的是勳臣和皇親國戚，勳戚莊田，雖在明初既已産生，但那時候明朝都城在南京，因此那些勳戚們的莊田多集中在南方地區，對北京周圍地區影響不大，可在朱棣遷都北京後，尤其是在英宗正統時期，勳戚們開始在京畿地區不斷建立莊田，以至于後來逐漸成為了嚴重的社會問題。
那些勳戚們用以建立莊田的土地，有些是欽賜的，即皇帝恩賜的；有些是乞請得來的，這個乞請就是看哪有空地就管朝廷要，但其實那些空地，并非都是無主之地，而是大部分都是民田；還有受納投獻得來的；但最多的還是以各種赤裸裸的掠奪手段侵占得來的。
皇室、勳戚和宦官等，他們這些人瘋狂掠奪，不斷擴大自己的莊田，使京畿地區的莊田惡性膨脹，如今莊田的總數量已經達到了20餘萬頃。
李缙看到夏言統計出來的這個數字，不禁有些傻眼，要知道一頃就是一百畝地啊，20餘萬頃，這得是多少畝地啊，是2000萬畝嗎？
李缙有點算不過來賬了：“沒想到這莊田的數量竟如此之多！”
夏言面色凝重地說：“就是因為這莊田多了，才造成了嚴重的危害，這莊田原本都是農民的土地，被侵占變為莊田以後，農民便失去了土地，成為了耕種莊田的佃戶，不僅要交納歲課幾倍于昔的租賦，還要額外被多如牛毛的盤剝名目剝奪，要是遇不上天災還好，要是遇上了，莊田佃戶勢必如牛負重，無法完納，而那些管莊的爪牙卻不管這些，他們會拼命催索，甚至私設公堂，棒打追逼，農民無法忍受殘酷的剝削和壓迫，隻得到處逃亡，多數人都淪為了流民，流民大量增加，農民自然就會減少，這對京畿地區的農業發展極為不利，簡直是一種破壞和摧殘！”
樊繼祖接話說：“不止如此，莊田的不斷擴增還破壞了屯田制度，影響了京畿地區墾荒屯種的實效，明初在京畿地區大力推行軍屯和民屯，對這一地區農業的恢複和發展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，但現在這些屯田開墾的土地，有一部分被皇室、勳戚給占去了，以至于軍民失業，嗷嗷怨嗟，這不僅使軍饷要依靠國庫支給，增加了朝廷的開銷，也使已被開墾的田地又漸成荒蕪之地，這對京畿地區的墾荒屯種無疑是一個沉重的打擊。”
夏言不住地點頭：“樊兄說的沒錯，不過最為關鍵的，還是莊田的問題，容易激化階級矛盾，引起社會動蕩，這就對朝廷形成了嚴重的威脅，那些莊田地主，皆是有特殊身份的人，享有各種特權，無論是皇室成員、勳戚或太監，對其莊田中的佃戶的剝削和壓迫都尤為殘酷，這就引起了激烈的反抗和鬥争，像良鄉、涿州、真定、保定、天津、武清等莊田集中的地區，如今已是盜賊成群，夜則明火持杖，搜掠居民财物，晝則阻截路道，肆為強劫，有時甚至還會殺傷人命，這些無所忌憚的盜賊，多為飽受莊田地主欺壓的佃戶。”
樊繼祖補充說：“畿南一帶，如内丘、羊房務、沙河、任丘、定興、臨清、漷縣、永清、峄縣、高密店等處，亦是群盜縱橫，并且更為兇殘，不止劫掠，往往還會殺人焚屋，深受其害者不可勝計，當地民衆早已是冤聲撼野，要是朝廷不聞不問，再這麼繼續下去，我看早晚要出現第二個劉六，第二個劉七。
夏言又把話接了過去：“當年劉六、劉七反叛，所謂義軍中的大部分人，都是京畿地區一些貧困交加的流民，他們不僅攻占縣城，還大肆搗毀莊田，這說明他們對莊田地主懷有刻骨的仇恨，現在反叛雖然平定了，但這種仇恨依然存在，要消除這種仇恨，隻有清理莊田，還地于民這一條路，這樣才能緩和階級矛盾，穩定大明的中心地帶，也就是京畿地區的局勢。”
李缙插嘴問了一句：“所以朝廷上下才會一緻強烈要求清理莊田？”
夏言回答說：“正是，數月來，先是言官，繼而是其他臣工，他們紛紛上疏，這些官員對莊田問題的看法和要求，得到了以首輔楊延和大人為首的内閣的支持，楊大人對莊田的擴增早就憂心忡忡了，也有清理莊田的願望，是以才會在起草新帝即位诏書時，就為抑制莊田專門列了三項條款，其一是，京通二倉、水次倉、皇城各門、京城九門，各馬房、倉場，各皇莊等處，但系正德年間額外多添内臣，司禮監照弘治初年例查奏取回，即召回皇莊多派的宦官，以減輕佃戶所受的壓迫；其二是，近來投沒犯人的莊田、園圃，戶部委官以公查勘，如有倚恃權勢，侵奪霸占者，歸還本主管業，即将莊田中所侵占的民田，歸還原主；其三是，抄沒犯人玄明宮地土，原系軍民住居、墳墓，該給主者，要逐一查審明白，給主管業，即将當年宦官劉瑾的莊田中侵占的民田，歸還原主，這三項條款雖然涉及的事情較少，也不可能産生多大的影響，但它足以表明楊大人在莊田的問題上，還是站在多數朝臣這一邊的。”
李缙又問了一個不是問題的問題：“也就是說，朝臣們在莊田問題上達成了罕見的一緻共識？”